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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正在丧失“悲剧意识”

  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2月26日出版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埃德尔(Charles Edel)合著的新书《悲剧的教益:治国本领与世界秩序》(The Lessons of Tragedy: Statecraft and World Order)。两位作者提出,古希腊时期的雅典人将“悲剧敏感性”融入其文化。他们试图通过直面灾难、了解厄运如何脱离人的掌控等方式,创造一种共同责任感和勇气。这种共同责任感和勇气让公民和领导者在面对厄运时,能够采取“艰难的行动”来战胜困难。就美国而言,过去70多年的总体和平、最近20多年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令其失去了“悲剧意识”,忘记了暴力与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极其常见。在当前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之际,美国的这种“失忆症”愈发凸显。为此,两位作者在该书中疾呼,若想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美国人需要重新认识世界的“悲剧”本质。

  悲剧唤起智慧和行动

  美国古典学专家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曾说“悲剧是古希腊人独特的成就,他们最先观察到了悲剧并将其提升到至高的程度”。布兰兹提出,悲剧艺术形式约在公元前6世纪诞生于古雅典,公元前5世纪走向兴盛,随后传播到了整个希腊语世界。公元前5世纪,悲剧艺术在古雅典的建筑、哲学、文学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在舞台上演出的悲剧最初以歌曲和舞蹈为主体,场面盛大。但到公元前5世纪时,表演、情节、主题共鸣成为主要元素,情节的核心是相互对立的冲动之间的冲突,如法律与人性、个人与国家、秩序与混乱、凡人与神灵。这些故事鲜有大团圆结局,故事情节通常在关键人物、群体、社会的衰落或毁灭中达到高潮。这些悲剧描述的多是神话中的历史事件,其目的在于激发关于本国利益和现状的热烈公共讨论。

  为什么一个处于全盛期的社会热衷于探讨灾难和衰落?为什么古雅典人将财富的盛衰、牺牲的意义等作为其最重要的节日主题之一?例如,古雅典人每年春季举办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庆典活动,其中心环节是多达万人观看的悲剧演出。布兰兹表示,古雅典人认为悲剧并不会令人消沉,反而能鼓舞人心。因为他们觉得,共同观赏悲剧的经历能推动古雅典人与自己的脆弱性、易错性抗争。通过观看令人感到震惊、不安、困扰的悲剧,可以激发起人们关于如何预防厄运降临的讨论。因此,悲剧不是对顺从和宿命论的提倡,而是对智慧和勇敢行动的呼唤。古雅典人看到恐怖降临在英雄身上,经历了同情与宣泄,获得了新的领悟,并愿意为避开命定之灾而做出非凡的努力。

  埃德尔认为,古希腊时期的悲剧常以神话人物的遭遇为题材,向人们警示骄傲和自满的危险,使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世界没有看上去那么安定。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好时代”容易催生人们自大、不讲道理的性格特点,盲目乐观会诱使社会陷入自鸣得意之中,进而走向毁灭。悲剧的意义就在于将观众从迟钝麻木中“震醒”,通过展示过去的悲惨来提醒自己:眼前繁荣表象下可能潜藏危机。

  找回“悲剧意识”

  在布兰兹和埃德尔看来,现今美国对其参与构建的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责任感正在减弱。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近30年里,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上升,空前的兴盛令美国人丧失了“悲剧敏感性”。

  布兰兹提出,今天,大部分美国人已经忘却了20世纪的全球性悲剧,未能明确地认识到地缘政治竞争永不会停止,和平、稳定、良好的观念体系不会自行无限延续。如果说二战后的国际政治主题是构建新的国际秩序,那么冷战后初期的主题就是维持这个秩序。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等美国领导人明白,国际秩序的稳定无法自我支撑。他们经历过二战和冷战,理解国际秩序的固有脆弱性。他们认识到,维护该秩序需要不间断的警觉。老布什与他任总统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二人合著的《重组的世界》一书中写道,“我们的一大挑战是从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个世纪中吸取教训,如果我们未能承担责任,如果我们从自己对世界的义务中退出转向漠不关心,有一天我们将为自己的疏忽和短视再次付出至高代价”。

  埃德尔强调,冷战结束后,经历过二战风雨的一代政治家走下历史舞台,新上任的一批美国官员缺少上一代政治家的类似经历。他们“从未遭受过孤立主义的恶果”。1990年,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家帕特里克•J.布坎南写道,“美国南北有邻国、东西有大洋庇护,何必一直卷入他人的争斗?”在1991年的一项民调中,近90%的受访者将美国经济不景气归咎于美国“帮助了其他国家而非将本国的需求放在首要位置”,7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减少对世界政治的参与,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

  布兰兹认为,由于国际主义的惯性和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依然巨大,“收缩”的提议没有即刻生效。但是在美国,战略倦怠的信号贯穿了20世纪90年代。一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应该大幅削减美国对外援助资金。他们视这项支出为“无用的馈赠”。美国的立法者对国际贸易协定的不满声音升高。他们声称,自由贸易打击了美国的制造业,贸易伙伴国未以同等的市场开放度对待美国。与此同时,公众对外交政策的兴趣也急剧下滑。在1990年底的一项调查中,只有2%—3%的美国人认为外交政策是本国现在面对的最重要问题。在被要求列举关键性的外交政策问题时,最多的回答是“不知道”。眼前既没有重大威胁,也未意识到国际秩序的潜在不稳定性,这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不再认可和支持由美国来承担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

  布兰兹对本报记者说,冷战的结束对于美国而言具有“祝福与诅咒”的双重性。经济快速增长使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但也令美国人产生了幻想,过于乐观地以为国际事务的本质得到了改变。布兰兹和埃德尔表示,古希腊人用遥远虚幻的神话故事来阐释他们所处时代的危机和挑战,今人则应重新熟悉真实的历史变迁,对国家和社会的兴衰存亡、看似稳固的国际秩序曾如何频繁崩塌、重建秩序需要多么巨大的努力等问题加以回顾和反思,并由此认识到:逃避当前的“适度牺牲”,可能导致在未来遭遇更大损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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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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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员。用事实说话,传递中国好声音。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日本の恩公蒋介石》作者,人称无风。无党派人士,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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